当一个人去世，针对他的刑事追诉就必须停止。

这不是什么弹性空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六条和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得清清楚楚的法律底线。

在重庆吴德明案中，这条底线被突破了。

一位去世已四年多的老人，被一审判决书认定为“恶势力组织成员”。

这一切，发生在他生前已获得检察院“微罪不起诉”决定之后。

从“不起诉”到“死后定罪”。

吴德明，重庆丰都县的一位普通老人。前半生打石头为生，落下矽肺病。晚年随女儿、女婿生活。

2018年，他成了女婿付廷祥控制的曙光公司的“挂名法定代表人”。家人强调：从未上班，从未领薪，纯属挂名。

2019年，女婿因涉非法采矿被刑拘，吴德明也被卷入。

微罪不诉。

2020年，涪陵区检察院审查后，对吴德明作出 “微罪不起诉” 决定。司法机关认为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，不追究刑事责任。

发回重审与证据遗失。

案件因其他被告人上诉，于2021年被发回重审。此时，关键定罪证据，一个记录采砂数据的U盘，被告知 “遗失”。

离世前的追加指控。

就在U盘遗失后，2021年12月初，警方追加起诉，将已获“不起诉”的吴德明直接列为 “黑社会性质组织骨干成员” 。此时，吴德明已因肺癌晚期昏迷。

24天后，2021年12月26日，吴德明去世。

去世近四年后的判决。

2025年6月，涪陵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吴德明与付廷祥等人构成“恶势力组织”，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。

理由是其 “知道或应当知道是违法犯罪”，有 “共同意思联络”。

一个悖论。

人已去世近四年，从未参与重审庭审，他是如何当庭表达“主观故意”并与他人“意思联络”的？法律上，这该如何查明与质证？

本案触碰的两道法律红线。

这不是司法裁量的灰色地带，而是直接触及了《刑事诉讼法》两条刚性规定：

红线一：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六条。

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追究刑事责任，已经追究的，应当撤销案件，或者不起诉，或者终止审理，或者宣告无罪：……（五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死亡的。”

这条规定明确了，一旦当事人死亡，针对他的刑事追诉程序必须依法彻底终止。

刑事责任具有严格的人身专属性，惩罚与教育的目的在主体消亡后已无法实现。

继续追诉，不仅失去意义，更违背了“罪责自负”的刑法基石原则。

红线二：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九十七条。

“被告人死亡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；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。”

这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唯一例外：只能为了 “还人清白” 。

要么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，通过缺席审判为其昭雪；

要么是在再审程序中纠正冤案。

法律从头到尾，没有给“死后进行有罪审判”留下任何空间。

本案中，无论案件性质如何变更、起诉如何追加，都不能成为突破这两条法律底线的理由。

将死者列为恶势力成员并进行有罪评价，本质上就是作出有罪指控，与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直接相悖。

 “人都死了，还不能追究？”——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

公众的朴素正义观渴望“恶有恶报”，这种情绪完全可以理解。

但法律划出这条“人死不追责”的刚性红线，是基于更深层的法治逻辑，保护着更大的、关乎每个人的正义：

1.  刑罚目的已然落空。刑罚的核心目的是惩罚与教育。当事人已经死亡，惩罚无从执行，教育没有对象。

2.  捍卫“罪责自负”与辩护权。没有经过公正审判并依法证明有罪，任何人不得被定罪。审判的核心是被告人能亲自辩解、对质证据。死者无法行使这些权利，强行审判等于剥夺其最基本的辩护权，形成的是单方指控。

3.  防止司法权力滥用。如果允许对死者随意重启追诉，司法程序将失去严肃性和终局性。任何案件都可能被重新翻出，针对无法开口的逝者进行“定性”，这将导致司法权力失去边界。

4.  避免对生者的二次伤害。逝者已矣，定罪的主要承受者是其活着的亲属。他们在承受丧亲之痛的同时，还要背负“罪犯家属”的污名，名誉、财产都可能受损。

法律规定并非纵容犯罪，而是为了约束权力，保护程序正义，防止司法情绪化，最终保护每一个生者的权利免遭不测的侵害。 打击犯罪必须雷霆万钧，但雷霆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。

程序的失守：从不起诉到拒收辩护

本案在程序上的多处操作，也令人费解：

1.  检察院具有终局效力的“微罪不起诉”决定，在没有启动任何法定纠错程序的情况下，被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中直接否定。

2.  重审期间，法院三次更换审判长、组成四个合议庭；检察院加入了未经本地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异地检察官。

3.  案件进入二审，家属委托律师为亡父辩护，法院以 “吴德明不是本案当事人” 为由，拒收材料。这就形成了矛盾：一方面在判决书中对其作出有罪定性，另一方面又拒绝给予任何辩护和救济的机会。 “既判其罪，又拒其辩”，程序正义是不是被架空？

结语：底线之所以是底线

吴德明案争议的核心，不是要不要严惩恶势力。

而是当追求某种“结果”时，我们能不能严守遵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六条、第二百九十七条法律底线？

证据可以“遗失”，程序可以反复，不起诉的决定可以被绕过，逝者可以被追加标签，家属的辩护权可以被拒绝……如果这些都能被接受，那么，法律条文中的权利，将变得无比脆弱。

正义必须通过正义的方式实现。

对逝者的法律评价，需要极度审慎。坚守被告人死亡不追责的法律明文，不是宽容犯罪行为，而是坚守法律底线：即便是为了打击犯罪，权力的行使也必须止步于法律为其预设的、最坚硬的边界。

这不仅关乎一位逝者的身后名，更关乎法律能否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——包括已经无法开口的他们。

戴海龙 律师

上海观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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